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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星煜在1946年6月12日《和平日报·和平副刊》写有《作家的书法》。在他眼里，“老舍先生的书法一眼看去，完全是篆隶的精神，不像是毫写出来的，尖的地方仿佛有商周时代所用的刀的痕迹，圆的地方又有着汉代漆书的趣味，仔细分析起来，篆的成分比较隶的成分要少，作风近似汉代初年的‘祈阁颂’，在隶之中自然而然地不时显露出一些篆法的笔路，互相配合映衬，更复使人感到古典雅致。论笔力，真所谓直透纸背，和他的为人一样凝重深沉，没有一笔是轻懈软弱的。结构方面很紧凑，每一笔都能互相呼应互相扶持，好像无形之中有一种向心力在起着作用。我曾和《书学》杂志主编沈子善先生研究老舍先生的书法，他认为不是专攻书法的人而能有如此成就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姚雪垠先生的书法锋芒毕露，是向外放射的，少用垂露而擅长于用悬针，可以说得了王羲之《兰亭序》中‘年’字的精神，的确有长锥缀地的感觉，从整个字的布白架落而论则近于王守仁《娇亭记七言诗》，不过用墨更为经济，真所谓惜墨如金，所以偏于纤巧，纤巧到什么地步，读过《春暖花开的时候》这部小说的人一定会想象得出”。,张良事迹最早见于《史记》，为什么如此生动的阅读感受却发生在“读《汉书·张子房传》”的故事中呢？这是因为据中国史学学术史的记录，人们对《汉书》的普遍重视，长期超过《史记》。《汉书》注本东汉已经出现。隋唐以后，研究《汉书》的“《汉书》之学”兴起。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当时《汉书》之学大行。”有人请教苏轼读书经验，他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毎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黄庭坚也曾经说：“毎相聚辄读数叶《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古今”就是史学。《汉书》被看作史学典型性成就。洪迈《容斋随笔》写道：“班固著《汉书》，制作之工，如英茎咸韶，音节超诣。后之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谓尽善矣。”明人王鏊发表过这样的评价：“班固《西汉书》典雅详整，无媿马迁，后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指出班固《汉书》无愧于司马迁《史记》，后世史学论著皆“莫能及”，因此班固无疑可以称作“良史之才”。应当说，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分别体现出两位史学大家的思想个性和学术个性。或说“马班之史，李杜之诗”，“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或说“譬之名将，子长之才豪而不羁，李广之骑射也；班孟坚才赡而有体，程不识之部伍也”。

文字学适应新社会、新时代现实需要，推进文字改革和语文现代化建设，开拓了现代汉字、汉字教学、汉字信息化处理等研究领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文字学研究的视点和走向。,还有一个4000多年前的例子：在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现了两座陶寺文化时期的墓葬，都出土了槷表，这是古代测中的仪具。当时为什么要测中呢？这就跟陶寺这个地方的历史定位有关。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宫殿、城墙、仓库，还发现了1500座墓，其中8%是高等级墓葬，剩下的92%，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一个墓坑埋一个人。这些墓地的差别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在生前的财富和地位已经很不一样了，这就说明在陶寺文明的那个时代，已经不是原始社会，应该是出现了阶级社会。有了阶级社会就进入国家，有了国家就有国都。怎么证明这里是国都？考古人员在陶寺考古发现了城墙、宫殿、宫城、宫门等遗址。历史文献记载“尧都平阳”，今陶寺城址所在地的襄汾古代称为“平阳”，由此推断，陶寺城址可能是尧都“平阳”，这应该八九不离十。

“中”代表的中心，这个空间位置如此重要，这种概念是在古代什么时候产生的呢？,2019年5月，在达·芬奇逝世500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吴为山的雕塑《超越时空的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被意大利艺术研究院收藏，成为继亨利·摩尔、罗丹等雕塑大师之后的首位中国雕塑家作品。